| 100多年前，美國農業部土壤所所長、威斯康星州立大學土壤專家富蘭克林·H·金遠涉重洋游歷中國、日本和高麗，考察三個東亞國家古老的農耕體系，并于1911年出版了一本名叫《四千年農夫》的書。作者產生了疑問：中國農民數千年來如何成功地保持了土壤的肥沃和健康，他們沒有使用大量的外部資源投入，卻養活了這么高密度的人口。 當高投入高產出的“石油經濟”遭遇中國的傳統小農經濟，美國人發出了這樣的感嘆：“我們必須學習他們如何進行環境資源的保護，這是土地的根本。 ”而在100年后，中國的農業卻步其后塵。如何挽回千年農耕文化中對環境友好的內涵？如何重回循環發展的可持續道路？記者請來業內專家支招。 中國須走生態高值農業之路 近年來我國農業生產對資源、生態和環境的影響越來越明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農業科技領域發展路線圖研究組組長趙其國提出，發展“生態高值農業”是應對未來農業巨大挑戰、實現農業持續發展最重要的創新舉措。 并非簡單的“生態+高值” “石油農業”為解決世界糧食危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高投入高產出的“石油農業”已帶來資源銳減與退化、環境污染、生態功能衰減、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嚴重問題。 我國人均耕地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45%，并還在以每年33萬公頃（約合500萬畝）的速度減少。全國平均每年旱澇災害造成1000萬噸糧食損失；全國污灌面積已占總灌溉面積的7.3%；平均每公頃化肥施用量達400公斤以上；農藥年使用量已達120萬噸以上，其中約50%左右的農藥將進入土壤與水體，污染農田面積已達900萬公頃…… 趙其國說，未來我國農業發展面臨巨大機遇和挑戰。在機遇層面，農產品市場的擴張、農業比較效益的提高、農業生產結構的改善和農業科技的發展等，都將為中國未來農業發展提供機遇。 但我國農業發展還面臨五個巨大挑戰：日益嚴峻的耕地、水資源和生態安全；小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間的矛盾；農業勞動人口的大規模轉移與就業；農業多功能需求的增長對中國糧食與農產品安全及水土等資源超載壓力的威脅；全球氣候變化對農業的沖擊和影響等。 基于此，“生態高值農業”的概念應運而生。趙其國說，“生態高值農業”是包括生態農業及環境與農產品高產、高質、高效及科技、市場、產業經濟價值相結合的總概念，是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方向。他認為，“生態高值農業”必須是生態的，同時又是高值的，不過卻不是簡單的“生態+高值”。 “這種生產方式需要體現生態與高值協調的社會屬性。不同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制度、人類審美觀與價值觀等因素會產生不同的‘生態高值農業’模式。 ”趙其國說，農業的生態環境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等，決定了“生態高值農業”的發展水平。 “生態高值農業”是充分應用現代及未來新能源、新材料、新裝備以及新信息技術、新生物技術等的農業高新技術體系與生產模式，其宗旨是在確保生態環境友好的前提下，通過提高農業科技內涵和農業生產管理水平實現農業產業的高值化，大幅度提高農業生產能力、產業化水平、競爭力和比較效益。 而且，“生態高值農業”以健康消費需求為導向，以提高農業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為核心，兼有高投入、高產出、高效益與可持續發展的雙重特性；是轉變農業增長方式、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集中體現。 不盲目效仿發達國家 世界上有兩種最基本的生態農業類型。一種是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代表的生態農業，即西方生態農業；另一種是以我國及印度為代表的替代農業。 以歐美發達國家為代表的生態農業直接針對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問題，著重考慮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及優良生態環境帶來的倫理、道德上的可接受性，甚至寧愿采取一些限制經濟發展的做法，把發展生態農業作為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資源的基本措施和戰略選擇。而以我國和印度為代表的使用替代農業的國家，人多地少，經濟基礎差，發展能力弱，滿足日益增長的農產品量與質的需求是當前農業的主要任務。 替代農業類型的國家在實踐中并不排斥化肥、農藥等化學品的使用，利用現代科學技術與傳統農業技術相結合，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等資源，運用系統工程學的方法，全面規劃、合理組織農業生產，實現農業優質高效和持續發展，達到生態與經濟兩大系統的良性循環和經濟、生態、社會三大效益的統一。 趙其國分析認為，我國基本國情決定了現代生態農業不能簡單引入西方發達國家理論，應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依照生態原理和生態經濟規律，把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作為有機整體來統籌運作，既要體現我國農業發展的良好形象，又要將生態系統原理應用到農業中去，構成低投入、高產出的現代農業生產體系。 而“生態高值農業”的建設須構建農業的生態格局，其核心和關鍵是進行景觀格局的規劃、循環系統的設計和生物多樣性關系的重建，把工業化農業所分割的、分散的、直線化的農業在系統和整體的意義上實現重組。 根據我國“生態高值農業”技術支撐與需求現狀，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技術創新。 第一，無公害農產品種養殖技術。主要包括環境友好型肥料、生物性農藥、病蟲草害生物防治、可降解農膜、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污染物處理技術等。 第二，農產品加工技術。進一步提升營養水平和商品化水平的高附加值加工技術及相應加工設備的研制。 第三，我國傳統農業精華。充分挖掘和整合我國傳統與常規農業中的經驗及技術精華，整合合理輪作和間套復種、保護性耕作、病蟲綜合控制等技術，形成一整套生態化種養殖業技術。 第四，標準化生產體系。重點就生態化物料投入、生態化種養殖業、無公害產品加工、產品營銷等過程的技術規程、標準等進行規范化研究，為我國“生態高值農業”的規范化和國際化奠定基礎。 第五，高新農業技術。目前主要表現為生物技術支持下的分子育種技術、全球衛星定位支持的精確農業技術、可降解塑料生產的農用薄膜、害蟲的性引誘技術、新型納米材料制作的控釋肥生產、新型微生物制劑等。 在新形勢下，“生態高值農業”的提出將豐富我國農業的轉型戰略，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是我國生態農業產業化客觀性和必然性的體現。從全國來看，目前“生態高值農業”應主要集中在富有區域特色的清潔食品生產與加工、綠色環保產業、生態觀光旅游、廢棄物循環利用、生態肥料、可降解膜、生物農藥產業化等方面。 激發中國式家庭農場的生命力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在 《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強調，家庭農場是農業中的“自然的”經濟單位，應以能適應市場變化的家庭農場來改造傳統農業。在我國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過程中，家庭農場將越來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今年首次提出“家庭農場”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各國的農業生產經營沒有不以農戶為主的。農業搞得再好也還是以農民家庭為主，只不過規模大小有差異。 ”東方艾格農業分析師馬文峰如是說。 家庭農場是指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從事農業規模化、集約化、商品化生產經營，并以農業收入為家庭主要收入來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美國和西歐一些國家，農民通常在自有土地上經營，也有的以租入部分或全部土地經營。中國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后，有的農戶向集體承包較多土地，實行規模經營，也被稱之為家庭農場。 “家庭農場是現代農業的標志，我們一定會走上這條路。 ”馬文峰認為，相比美國大農場，規模中等的家庭農場和我國基本農業制度相吻合，既可以安置大量農民，又能適度放大經營規模，加強農產品的規模化生產。 近年來，我國政府的農業指導思想也逐漸發生變化。 2007年的中央1號文件一改堅持多年的“農業現代化”指導思想，轉而提出“現代農業”這一更加符合生態文明的農業發展新思想。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又提出到2020年要把農業建設成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的長期目標。 2013年“家庭農場”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號文件中出現。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堅持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 “中央政府對農業政策調整的方向正是從化學農業階段的反生態方式轉變為體現多功能性的生態農業方式。 ” 家庭農場更易推廣技術保證質量 馬文峰認為，我國的蔬菜生產基地之所以濫用化學投入品，其根源是對產量的盲目追逐。“農民不是依靠農業科學技術來提高產量和質量，而是一味的依賴化學投入品。 ”而家庭農場的出現能更有效地推廣農業技術，保證農產品的質量，有利于政府監管。 “對化學投入品的濫用根源是出自我國農業科學技術的落后。”馬文峰表示，我國農產品的問題不是供給不足，而是技術落后。“現在的大豆單產還沒2002年高，水稻的單產水平也在倒退，2007、2008年才趕上了1998年的水平。盡管這些年國家的農業補貼給的多了，但農業生產技術沒提高。為何全國糧食總產量在提升？因為我們把原來種大豆的土地拿來種玉米和水稻了。 ” 馬文峰坦言，目前我國玉米、水稻單產水平均低于美國、日本等。 “我國的玉米播種面積和美國差不多，但總產量不到其一半。小麥畝產位于世界前列，但每公頃的產量依舊比不過法國、德國。 ”種植手段不規范、種子品種不會挑，是農民普遍的弱項。 “如果選擇一二代的優良種子，產量肯定能提高20%-30%，農業收益大不同。 ” 若在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家庭農場，使農業由保障功能向盈利功能轉變，這些問題可以解決。“家庭農場的經營者以農業生產為職業，他們在確定種植品種、數量時更慎重，需要考慮市場行情。因此會探索更多農業新技術，選用更多的良種，才能不在市場‘大小年’時隨波逐流。 ” 此外，家庭農場比一般的農戶更注重農產品質量安全，更易于政府監管。 “我國農產品質量安全危機的出現，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散戶太多，難以監管。 ”馬文峰表示，全國各地有成千上萬的農戶在分散種植，相關政府部門即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精力，不要說全程監控生產，就連最后一步的產品質量安全檢測也難以全覆蓋，留下了一個個的漏洞。而家庭農場的規模化效應讓監管更為方便，對農戶的約束也更大。 事實上，很多家庭農場更有生態環保的理念，實行“社區支持農業”的CSA農場就是家庭農場的模型，只是在種植、養殖過程中更有可循環發展的理念。在美國，自從1986年，在馬薩諸塞州建立了美國第一個CSA農場后，據說如今已有約5000多家農場采用這種模式，約覆蓋30萬家庭，影響人群近百萬，“吃在當地，吃在當季”的理念得到廣泛認可。而在我國的北京、上海等地區，郊區除了種養大戶的農場，這類以蔬果為主要產品的家庭農場也在蓬勃發展。 土地流轉成制約家庭農場發展瓶頸 家庭農場是2012年前后才興起的新型土地規模經營主體，一直以地方實踐為主。盡管具備較強技術能力和實踐經驗，但由于缺少資金，對基礎設施和生產資料長期性投入能力不足，加上土地流轉不規范引發的隱憂，使家庭農場主擴大生產的積極性受到影響。馬文峰指出，引導規范的土地流轉才能加快家庭農場建設。 “目前的農戶承包地極其細碎，要實現土地規模經營，最大的困難就是租到成方成片的耕地，并確保租期較長、相對穩定。但由于中國農村土地產權模糊和農民的惜地意識，許多農戶不愿長期出租土地，致使家庭農場難以穩定地保持足夠的土地經營規模。 ”對此，他建議首先建立規范的土地流轉機制，通過規范土地流轉合同、引入事前準入審核、事中監督管理諸機制，規范土地流轉過程，保護流轉雙方的權益。 “國家主管部門可以下發土地流轉規范合同書，引導簽訂規范的書面合同，防止口頭契約。在土地流轉前，要引入事前準入審核，防止非農戶經營主體假借家庭農場的名字大規模租賃農地，注冊登記后套取項目資金。隨后要建立注冊登記制度，扶持專業大戶、家庭農場逐步成為具有法人資格的市場主體。 ” 同時，他還建議給農民發放退休金，讓年老的農民離開土地，推動土地流轉。“城鄉間的一大差異就在于社會保障。為何上年紀的農民還占住土地不肯放，因為耕地就是他的生活來源。如果農村老年人能和城市居民一樣，有退休機制退休工資，生活得到保障，那么就能有一大批土地流轉出來，從而穩定流轉規模，讓更多有志從事農業的家庭農場主放心地投入生產經營中。 ” 事實上，無論是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推動土地流轉，保證農民收入，加大監督力度，最終導向的都是國家正在推行的家庭農場，只有當散戶們集合成為規模化農場，才有可能倒逼農戶堅持農耕道德，以免付出慘痛代價。 而在中國，農業化學化不過短短三四十年，而我國卻有著6000多年的傳統生態農業經驗、生產技術和模式的累積，推動生態農業的發展須具備各項物質資源，只要選擇生態農產品的消費者越來越多，堅持農耕道德的人也會越來越多。 北京勇先創景規劃設計院鄉村旅游規劃中心視點： 中國式生態農業一定要走出適合中國的生態農業模式，各農業可依據自身天然的聯系，以農業主要支柱產業——種植業和養殖業為產業核心，形成均衡的循環生產與外部環境之間的有機協調——循環型生態農業等。 (責任編輯：勇先創景) |
